　　中新社银川2月26日电题：水洞沟为何被称为国际史前研究的“璀璨明珠”？

　　作为中国最早发现并进行科学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水洞沟遗址以其特殊文化内涵和与西方文化的密切关联，在世界、特别是东方史前人类和环境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影响，是国际史前研究的一颗“璀璨明珠”。

　　水洞沟遗址如何被发现、发掘？为何说水洞沟是东西文化交流中的闪光点？百年来，水洞沟遗址为现代人类起源带来哪些新发现？日前，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李昱龙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就此作答。

　　李昱龙：水洞沟遗址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是中国最早发现并进行科学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在被发现以来的一百年间，水洞沟遗址共进行了六次发掘。

　　1923年，法国著名古脊椎动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古人类学家德日进和法国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桑志华在调查鄂尔多斯地区的旧石器和古生物时，在水洞沟边沟河两岸发现了许多旧石器标本和动物化石、鸵鸟蛋皮等。同年夏天，德日进和桑志华对水洞沟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很多石制品，相关成果发表在1928年出版的《中国的旧石器时代》一书中。这是水洞沟的第一次发掘。

　　新中国成立后，水洞沟遗址又经历了多次发掘。1960年，中国和苏联共同组建的古生物考察队，对水洞沟遗址第一地点开展了大规模发掘，发现各类标本近2000件；1963年，中国学者裴文中领队，开展了第三次发掘；1980年，宁夏博物馆和宁夏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对水洞沟遗址第一地点进行发掘，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也出版了水洞沟的第一本发掘报告；2003年到2007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合作，开展为期5年的大范围发掘，构建了从水洞沟第一地点到第十二地点、从距今4万年到1万年的文化发展序列；2014年到2022年，通过现代技术对水洞沟遗址进行发掘与保护。

　　中新社记者：在水洞沟的发掘、研究过程中，中外考古学家如何合作交流？

　　李昱龙：水洞沟遗址的发掘与研究，离不开中外学者的合作与交流。

　　1923年，德日进、桑志华发现水洞沟遗址并开展首次发掘后，很快就将相关材料、成果通过发表论文、出版书籍的形式，让全世界的学者及时得到最新调查信息。

　　1960年，新中国成立后对水洞沟遗址开展的第一次发掘，由中国和苏联的专家合作进行。

　　进入21世纪以后，水洞沟遗址的发掘由中国科研机构主持，也有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的学者来到水洞沟遗址，一起参与田野发掘和学术研讨，也为水洞沟遗址的研究提供了必要帮助。

　　2013年，中国举办了水洞沟遗址发现90周年纪念大会及相关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13个国家的学者参与，探讨了东亚和欧亚大陆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之间的关系。

　　在学术期刊方面，中国学者和国外学者发表的关于水洞沟遗址的研究成果亦不胜枚举。可以说，水洞沟遗址研究，是在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共同努力下进行的。

　　中新社记者：水洞沟如何见证东西方史前人类文明交流？

　　李昱龙：水洞沟遗址共分为十二个地点，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由德日进和桑志华所发现的第一地点。

　　1923年，德日进和桑志华在水洞沟遗址第一地点发现了一批古人类制作和使用的石器，令他们感到惊讶：在中国的西北腹地，竟然发现了和莫斯特文化(最初发现于法国莫斯特，属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距今约20万年～3.5万年)相一致的石器形制和技术，又称为勒瓦娄哇技术。

　　为什么在中国腹地，会发现勒瓦娄哇技术？这一发现为学界带来了很多遐想与线索。近几十年来，随着东亚地区类似遗存的不断发现，学者们逐渐认识到：从欧洲、西亚到中亚、东亚地区，可能存在着一条东西方人群交流的通道，其年代远早于丝绸之路，水洞沟遗址正好处在这条通道上非常重要的位置。

　　据目前考古发现，学界推测水洞沟第一地点的人群应从旧大陆西侧迁徙而来，迁徙原因可能和环境变化有关。而随着考古发掘不断深入，人们对水洞沟遗址第一地点有了更科学客观的认识。从年代来看，第一地点位于由莫斯特文化向奥瑞纳文化(最初发现于法国南部奥瑞纳克山洞，属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距今约3.6万年～3万年)转变的中间时期，人们把这一阶段称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从石器技术来看，水洞沟第一地点发现了典型的勒瓦娄哇技术，利用勒瓦娄哇技术剥制石叶是水洞沟第一地点最典型的特征。

　　中新社记者：水洞沟遗址有何特殊性？为何说它是国际史前研究的一颗“璀璨明珠”？

　　李昱龙：如上所言，水洞沟第一地点的人群可能与旧大陆西侧古人类的迁徙有关。但是，与水洞沟第一地点隔河相望的第二地点，则展现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文化性质。

　　第二地点的石器技术被称为“小石片技术”，它是由中国本土人群发展演变的一种石器技术。简单来说，水洞沟第一地点代表了西方人群的迁徙，第二地点则代表了本土人群的连续演化。当然，两者生存的年代可能有所差异。

　　无论是第一地点还是第二地点，其所处时期都是现代人行为出现的重要时期。和早期古人类相比，彼时的人类在认知、体质、审美观念等方面都有很大进步。

　　关于现代人起源的假说，西方学界提出“夏娃理论”，认为：地球上的各个人种，都是二十万年前左右被称为“夏娃”的某个非洲女性祖先的后代，“夏娃”的后代离开非洲，扩散到欧洲、亚洲等地，取代了当地原有的人群，而欧洲、亚洲原先的人群并非现代人类的祖先，它们与现代人类之间没有关系，这种理论也被称为“替代论”。

　　但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现代人类的起源呈现本土“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特点，即：中国早期的人类没有被从非洲迁徙而来的人类灭绝，而是在这片土地上连续演化发展，形成了现代人类。水洞沟遗址第二地点为这一假说提供了很好证据，证明以“小石片技术”为代表的中国本土人群，一直在生存演化，并且出现了典型的现代人行为特点，而第一地点又证明了中国本土人群并不封闭，也有西方人群来到这里，可能和当地人群有过互动。

　　如今，随着更多地区相关遗址的发现、发掘，中国学者提出的现代人起源理论越来越受关注。可以说，水洞沟遗址的影响不仅属于中国，也透达世界。(完)

　　李昱龙，北京大学考古学博士，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委员，现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旧石器时代石器技术，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行为等。参与河南老奶奶庙遗址、西施旧石器遗址、新疆通天洞遗址、广东青塘黄门岩遗址、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等多项中国重要旧石器遗址发掘与研究工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出版专著1部，发表相关论文10余篇。